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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公司参加农业部对外合作政策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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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9-08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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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2015年9月7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翟雪玲一行组成的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组，赴重庆进行调研。中一公司参加了座谈。　　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工作，是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牵头，会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实施的专项调研，旨在全面把握我国农业对外合作现状，深入了解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做法、模式和经验，摸清开展对外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合作的政策建议，使我国对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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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公司参加农业部对外合作政策调研座谈会

【概要描述】2015年9月7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翟雪玲一行组成的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组，赴重庆进行调研。中一公司参加了座谈。　　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工作，是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牵头，会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实施的专项调研，旨在全面把握我国农业对外合作现状，深入了解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做法、模式和经验，摸清开展对外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合作的政策建议，使我国对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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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7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翟雪玲一行组成的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组，赴重庆进行调研。中一公司参加了座谈。

　　农业对外合作政策调研工作，是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牵头，会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实施的专项调研，旨在全面把握我国农业对外合作现状，深入了解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做法、模式和经验，摸清开展对外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合作的政策建议，使我国对外合作工作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和鼓励措施等方面得到不断完善。

　　座谈会由调研组组长翟雪玲主持，市农委和市外经委相关负责人就重庆农业“走出去”和对外合作基本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市农委对外合作处副处长韩瑞春和市外经委对外投资处刘群同志分别从重庆农业对外合作基本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提供的政策支持、取得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汇报。中一公司副总经理文守云汇报了自2002年以来公司在东南亚、非洲等国对外合作的投资领域、规模、风险防控、机制、成效等，分析了农业对外合作过程中在融资、税收、保险、审批等环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农业对外合作中需要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措施。

　　市农委和市外经委长期重视和支持中一公司对外合作工作，公司对外合作过程中涉及到亚州和非洲多个国家，涉及的环节多，代表性强，成绩显著，提出的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得到了调研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上一个: 唐院长一行莅临我院中一公司进行油菜研发专题调研

下一个: 中一公司获得2015年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贷款贴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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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强种子“芯片”确保粮食安全？种业专家郑州论道

　　“近年来，国内玉米品种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品种生命周期变短，不少种子甚至还没有‘见光’就已经死了。”10月23日，在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分论坛-粮食安全与科技支撑高峰论坛现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生表示，究其原因，主要是突破性品种少、同质化品种多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农民不缺品种，而是缺高产稳产的好品种。　　公开数据显示，玉米已经成为我国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玉米消费量继续保持长期增长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玉米种植面积增长的空间有限，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制约对玉米育种提出了更高要求，玉米生产成本持续升高。　　李建生表示，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在科企合作模式上进行创新，实现优质研究资源与优质市场资源的有效融合，通过品种研发在种子环节降低玉米生产成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据介绍，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家，李建生历任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现为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兼玉米专委会主任，是国内玉米遗传育种学科的主要带头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从会议现场获悉，本次论坛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为主题，同时还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世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叶志彪、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倪中福、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丰收等行业大咖，论坛期间，他们分别作了《农业信息化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番茄基因研究，支撑种业发展》《植物杂交种和多倍体优势的研究与利用》《我国典型农药归趋行为特征与减量使用控制》报告。　　河南省农科院副院长卫文星表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与科技支撑的现状和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深度阐述了有关问题和对策，对“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卫文星介绍，作为本次论坛承办方，河南省农科院近年来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始终聚焦河南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不断调整科研方向任务，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优势研究领域，小麦、玉米、花生、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的遗传育种，动物疫病快速检测等领域研究水平处于全国前沿，花生远缘杂交育种技术、芝麻基因组学研究跨入世界领先行列，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河南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21-10-24

打好种业“翻身仗” 我国粮食增产仍有很大潜力播报文章

　　近日，两则有关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水稻品种在试验田产量创纪录的新闻格外引人关注，粮食增产话题备受热议。　　增产是粮食品种培育永恒的主题，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有试验田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品种创高产纪录的消息传出。但种子试验田产量并非大田产量，试验田产量与大田产量差距较大。这是因为，试验田粮食生产从种植到收获每一个环节管理非常精细，投入成本较高，大田种植管理则较为粗放。而且，种子从试验田走向大田种植，还需要经过长期布点试验，然后从众多的高产品种中选择稳定性、适应性、抗逆性、丰产性高的品种，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标准后，才能上市推广。　　尽管如此，试验田粮食产量不断创新高，说明我国粮食单产的峰值远未到来，粮食产量还没有到达“天花板”，虽然增产难度越来越大，但仍有潜力可挖。我国人多地少，粮食产量的增加应主要靠单产水平的提升，而单产水平是种子研发、土地产能、田间管理、农民积极参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俗话说，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良种始终是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小麦、稻谷、大豆自主品种占100%，玉米自主品种占90%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不过，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有望近期印发实施，我国将开启全面振兴民族种业的行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品种培育重大突破，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在坚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要继续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在2020年已经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我国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12亿亩并改造提升2.8亿亩高标准农田，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亩均粮食产能提高10%至20%，为粮食连续多年丰收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抓好田间管理对实现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据估算，化肥对我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每年因病、虫、草害造成粮食产量损失1400万吨。近年来，旱涝、极寒极热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直接造成粮食减产。要像绣花一样做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适时开展精准化施肥施药，在推进粮食生产绿色发展的同时提高粮食产量，尽可能挽回减少病虫害造成的损失，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　　粮食生产的主体是农民，要确保粮食增产，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利农政策，多管齐下扶持粮食生产发展。在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及时推出202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上调0.02元。这有助于调动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并为明年稻谷最低收购价调整奠定基础。

2021-10-23

经济日报：粮食增产仍有很大潜力

　　经济日报指出，试验田粮食产量不断创新高，说明我国粮食单产的峰值远未到来，粮食产量还没有到达“天花板”，虽然增产难度越来越大，但仍有潜力可挖。我国人多地少，粮食产量的增加应主要靠单产水平的提升，而单产水平是种子研发、土地产能、田间管理、农民积极参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良种始终是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有望近期印发实施，我国将开启全面振兴民族种业的行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品种培育重大突破，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2021-10-21

保护好知识产权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近日迎来第四次修改。种子法2000年起正式实施，是我国第一部和种子相关的法律。此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审议的种子法修正草案中，包括“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内的举措，被认为是提高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真正激励育种原始创新的制度保证。直面行业痛点推动正向循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指出，解决好种子问题，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是农业创新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曹建明指出，我国现行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已不能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要求。“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参照《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制定的，存在保护标准低、范围窄、链条短等问题，难以激励原始创新，助长了育种研发的急功近利和低水平重复，洋种子、仿种子、套牌种子、假种子问题严重，不仅对我国育种原始创新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而且加剧了国内种子供给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发布的研报指出，套牌侵权现象严重，使得种子研发成果无法充分受益、无法形成正向循环是行业的既有痛点。这份研报预计，随着政策监管的加强，种业秩序有望明显改善，研发型龙头种企的市场占有率或显著提升、向海外龙头靠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看来，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成就，但依然面临核心技术掌握水平较低、种业产业大而不强、科技力量培养滞后、市场主体集中度不高、管理体制机制落后等问题。修正草案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可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并获得授权，对其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实质性派生品种名录授权农业农村部确定，不溯及既往。同时，修正草案还加大了惩罚性赔偿数额。对于侵权行为的赔偿数额上限由3倍提升至5倍，从30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前述招商证券的研报指出，修正草案加大了惩罚性赔偿数额以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慑力。预计将从立法端提高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效解决行业痛点，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同时，由于其级别高于已经发布的新的植物新品种权司法解释，也将为后续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式实施，国家种业面临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形势。种子法的修正能够进一步完善种业法律制度，促进种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洛桑江村在分组审议中指出，修正草案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内容及保护范围，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完善了侵权赔偿制度和法律责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修正草案有助于调动企业和资本市场动力通过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钺锋发现，我国营收规模在3000万元以下的种子企业占比达65%，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只占其销售额的1%左右，而行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其研发投入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0%左右。他还发现，从研发力量看，国内10家主营种子的上市公司，2019年末研发人员数量仅为行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的1/20。 “由此可见，作为全球第二大种业市场，我国迫切需要提高种子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的积极性。”李钺锋在分组审议时提到。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指出，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是在1984年制定实施的，至今不到40年。他认为，相比一些国家，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工业领域起步较早、保护水平较高，而在农业领域起步相对较晚。 “利用自然遗传资源培育新品种，好像没有多少科技含量，这是误解。品种选育技术含量很高，搞一个好的新品种很难，特别是在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育种创新进入到分子水平时代，培育新品种是很硬的科技。”刘振伟说，这次种子法修改，正是聚焦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其提升到与工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同一水平、同一力度。修正草案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加工（为繁殖进行的种子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刘振伟具体解释道，如果品种权保护范围不延伸，对于育种者来说，将大大减少品种权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实践中，植物品种的繁殖材料很有可能在权利人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种植等行为转化为收获材料，然后在市场上出售，权利人很难证明收获材料的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或者帮助侵权，不扩大范围，就无法要求被控侵权物的销售者提供证明其合法来源的证据，从而无法查明侵权物的来源。同时，刘振伟认为，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扩大，才能有效阻止跨国种植的侵权作物收获材料大规模进入我国市场。近年来，国外的水果、蔬菜、花卉大规模进入我国市场，造成我国市场对这些进口农产品的过度依赖。低水平的品种权保护，会使国内育种单位和企业难以从其原创成果中收回投资，形成恶性循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尚未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容易成为全球侵权品种种植基地，再以收获材料的形式出口到我国，如果我国没有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收获材料，就无法运用海关措施予以阻止，这将损害国内育种原始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在工业知识产权领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内的专利保护宽松一些；到了本世纪最初的10年，就开始对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稍加改进然后利用。经历了这两个阶段后，从2010年以后，我国工业领域的原创性发明明显增多，有的技术领域还步入国际前沿，这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逼出来的。”刘振伟说，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有倒逼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其信认为，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于我们下一步促进种业的原始创新，加大品种保护力度，带动社会金融对种业的投资，都会发挥积极的、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种业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来支持，必须要由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社会投资加以驱动。要保护社会投资和金融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是个根本性制度。”孙其信说。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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